等級是刻意忽視也無法否認的現實存在，不僅體現在容貌、衣着、職業、住房、餐桌舉止、休閒方式、談吐上，也不僅僅是有多少錢或者能掙多少錢。等級是一系列細微事物的組合，很難說清楚，但正是這些細微的品質確立了你在這個世界上的位置。評判等級的標準絕非只有財富一項，風範、品味和認知水平同樣重要。今天推薦的文章來自保羅·福塞爾，他從大學角度剖析了美國人在精神層面的等級不同，對照中國的現實，也十分有啟發性。
節選自《格調》第6章
精神生活之大學
鑒於美國是個如此年輕的國家，根本沒有一個世襲的等級和封爵制度，也不存在王室加封榮譽的傳統，甚至連一條眾人皆知的可以往上爬的社會階梯也沒有，因而同其他國家相比，美國人更加依賴自己的大學體系，指望這個機構培養人們的勢利觀念，建立社會等級機制。在別的國家，人們不僅僅依賴大學來實現社會地位，還有其他的傳統途徑。而在美國，尤其20世紀以來，只有高等院校這樣的組織，可以成為實現所有最高榮譽的來源。或者說，受高等教育至少是實現地位追求的最佳途徑。
我曾聽說過一個人，在名校獲得一個學士學位、一個碩士學位和一個博士學位，為的就是日後人們簡單的一句話：「他可是一路從耶魯學出來的啊！」毫無疑問，在美國，這句話的確能使人推崇倍至。不管怎麼說，這樣被授予社會地位，並非基於什麼令人討厭的差別標準，而是千百年來人類社會流傳下來的碩果。
只要想想汽車後窗的大學標貼，你就會明白我的意思。正如我們經常看到的那樣，人們居然會向人炫耀即便不那麼知名的學校，仿佛這樣一來就可以給他們的身份增添神聖感似的。這樣做的結果是，由於每個人都以自己受過教育的高等學校為榮，大學的聲望早已高過教會了，比如沒有人會在他的後車窗貼上「密歇根州休倫港聖名慈善會」，或者「埃爾邁拉市第一浸禮教會」之類的標貼。一想到所有的人都在仿效這個做法，不用說，你就可以計算出當今高等院校和學術機構享有的榮譽了。
不過這樣一來，當哪個機構一心想要牟利，或是想通過歪門邪道和欺世盜名來拔高自己的社會地位時，就無不把自己裝扮成一所學術機構。《紐約時報》每天不僅刊登高尚的教學方法之類的東西，而且還有它的「每周新聞有獎問答」，就好像它真的是在從事教育事業似的。其他的報紙也會一本正經地刊登以下內容，比如在《時代周刊》1982年11月2日版面上可以讀到：「有一篇文章……星期六錯誤地報道了魔方的全部可能性。而事實上，魔方正確的可能性是43252003274489856000。」
同出一轍的是那些經紀人、掮客和房地產商，他們也舉辦所謂的「研討會」。連華盛頓那些最為露骨的院外遊說集團 ，儘管眾所周知是在從事賄賂和施加壓力的各種活動，也喜歡自稱為研究所，仿佛它們是普林斯頓大學高等科學研究所，或是賓夕法尼亞大學當代藝術研究所似的。不言而喻，我們在這個國家的首都華盛頓還會發現諸如煙草研究所、酒精飲料研究所、松脂油與食用油研究所等等，不一而足。有些所謂的「研究所」甚至還堂而皇之地設有「講座教席」和「教授」職位，由於某個資助者在一份雜誌上的聲明，我們偶爾得知，一個不學無術的傢伙竟擁有「美國企業研究所德威特•華萊士 傳播學講座教授」的職位。
隨處可見的是，為了提高社會地位，所有的階層都把自己緊貼在大學、學術團體、「科學」等事物上。諸如此類的什麼都可以，但決不能是商業、製造業和「市場」。有例為證，摩根圖書館為了招徠項目資助者，便授予他們「研究員」(Fellows)的稱號，而不是捐資者（Donors）或資助者(Benefactors)。而且還根據捐錢的多少分成各種等級，最高的級別是「終身研究員」（意思似乎是說你可以享受大學教授終身制的地位，或者能在當地的墓園裏受到永久關懷）；下一個級別是「榮譽研究員」；再下一個是「常年研究員」；最後才是普通的「研究員」。
美國的學院和大學享有的榮譽如此之高，以至它們容不得任何批評和忽視，至少從20世紀40年代以來便是如此。因為有GI法案 ，它們被作為戰後公共福利制度中的最高智力部分販賣給了大眾。這些年來，除了很少的一些人，比如20世紀50年代的參議員麥卡錫和六、七十年代的激進學生，沒有人敢於大膽地指出大學的種種弊端和妄自尊大。其結果是，對大學的這種極為荒謬的偏愛非但沒有受到責備，反而大行其道，因為誰也不願意冒被指責為「反知識主義」的風險。這麼說仿佛意味着，知識僅僅是一種和其他物品差不多的普通商品，它不應該只被少數幾個高等學府所擁有。如果有人試圖積極地把大學分為三六九等，必然激起一種特殊的懼怕和憤怒。指向美國大學裏的等級制度，對許多人來說，就像指向日常生活中的等級制度一樣令人惱火。
……
整個這件事，使人了解到學術機構已經獲得了多麼巨大的榮譽和地位，使人明白了它們對輕視和批評的敏感，以及它們對榮譽的近乎嫉妒的渴求，對地位降低的極端敏感，這些正說明了大學就是我們這個時代替代了過去騎士甚至紳士的階層。費斯克真正令人惱火的地方是他用的「選擇」一詞，本是溫文爾雅的機構，他卻嘲弄說，好像隨便一個什麼東西說它自己是一所學院或是一所大學，它就真的是了。他招惹的麻煩說明，「他可是個大學畢業生」這樣的話很多年前也許有相當的分量，但是今天幾乎沒什麼意義了。其實在20世紀50年代情況就已經變了，人們為了謀求社會地位而蜂擁進大學去讀書，結果壓倒了金錢觀念。「金錢」這個詞沒什麼變化，而現實已經極大地改變了。
有種假設被深深織入了美國神話，那就是：有一張大學文憑就意味着某種成功，而不問是從哪一所學校得到的。這種神話很難破滅，甚至在與美國高等教育的複雜的等級制度發生衝突時，也不會消失。舉例說，直到1959年，萬斯•帕卡德在他的《社會地位的追求者》（The Status Seekers）一書中仍然相信這樣的觀點：一張大學文憑，足以表明某人屬於「文憑精英」的階層。其實大謬不然。你如果想更準確地表述這一觀點，就必須設計一個「精英的文憑精英」階層，因為一個阿姆赫斯特學院、威廉斯學院、哈佛大學或耶魯大學的文憑，無論如何也不能等同於一個得自東肯塔基大學、夏威夷太平洋大學、阿肯色州立大學或鮑勃•瓊斯大學的學位。當帕卡德說：「一個上過大學的姑娘同一個沒上過大學的姑娘相比，嫁給上過大學的丈夫的概率高六倍。」他顯然混淆了事實，因為這種說法的致命錯誤在於，它忽視了這樣的現實：某個畢業於達特茅斯學院 的傢伙幾乎不可能娶一個從佛羅里達勞德代爾堡的諾瓦學院畢業的姑娘。甚至到了1972年，帕卡德還在大談特談他為之陶醉的平等觀點，可他犯的還是同樣的錯誤。在《陌生人的國家》（A Nation of Strangers）中，他喜滋滋地說：「1940年，大約有百分之十三的適齡青年進了大學；到了1970年，進大學的人已經達到適齡青年的百分之四十三。」其實根本不是這麼回事。上大學的人的比例還是百分之十三左右，另外百分之三十的人所上的不過是被稱為「大學」的學校罷了。這些可憐的孩子和他們的父母，一直在上演永恆不變的美國式追求，不過他們追求的不是知識，而是尊敬和社會地位。愛德華•費斯克提出的「選擇」信息，恰恰表明真正進了大學的年輕人數目，將總是保持在百分之十三左右，其他人只是在追求更高的社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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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一個人告訴科爾曼和雷沃特的，進入某個不入流的學校證明了如下事實：「本來進大學是為了受到尊敬」，而在那裏待了四年以後他發現自己全然沒有受到更多的尊敬，因為他上的是一所沒名氣的大學。儘管進大學的門是敞開的，但像保羅•布盧姆伯格觀察到的，真相是「現存的教育體制已經成功地取得了上層階級的好感，因此變成一個再造等級結構和不平等的工具。」一個原因是，上層階級的孩子上大學的比例前所未有地高，而且他們上的一定是好大學。比如他們上斯沃斯莫爾學院 ，而貧民階層的孩子上匹茲堡的卡爾羅學院。其結果是，中上層階級司空見慣的事，卻會使中產階級和貧民階層瞠目結舌。「那些剛來的、精力充沛、不斷追求上進的人，」倫納德•賴斯曼寫道，「在攀登社會階梯的戰鬥中已經汗流夾背了，卻突然吃驚地發現，通向被上層社會完全承認和接受的門仍然是關着的。」當然，玩世不恭的人會說，這一制度的目的就是為了在向所有人開放高等教育的美麗幌子下，穩定階級之間的嚴酷界限。
一個如此明目張胆的社會等級騙局是如何完成的？它是蓄意的還是偶然的？這件事基本上是在甘迺迪和約翰遜執政期間發生的。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我們所說的欺騙正是在歡呼「開放教育機會」的幌子下大行其道的。如果某件商品供應充足，通過簡單地付錢就可以買到的話，這個計劃就會成功。可遺憾的是，知識、學習和求知慾比想像的要稀罕得多，你不能只是宣稱說「你正在和我交流」，就能輕而易舉使一個人真正同你交流。教育機會的開放依靠的是一個語言膨脹過程，一個「升級」的辦法，也就是把數不清的普通學校、師範學院、地方神學院、貿易學校、商業學校、文秘學校的名稱和地位提高到「大學」，授予它們一個身份，而實際上它們根本不具備辦大學的條件，甚至懂都不懂如何辦。這個過程和高中畢業生最終被一股腦塞進大學沒什麼兩樣。此兩種辦法可以統稱為「自然提升法」。
20世紀60年代所發生的一切，簡單講就是在這個國家司空見慣的一個變本加厲過程，膨脹、浮誇、狂妄自大。這一點清楚地在70年代一個公民喜出望外的表達中體現出來：「英國有2所大學，法國有4所，德國有10所，而俄亥俄一個州就有37所。」這裏每一所學院都想成為一個大學，就像每一個僱員都想成為「管理者」，而每一個管理者又都想當上副總裁一樣，簡直就像天經地義的事。 結果呢？全國的州立學院和師範學校一下子都命名為大學了，而且它們懷着甩掉貧困這一世上最良好的動機放手幹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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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形跡可疑的低等大學正在不斷增加，使得少數頂尖學校作為學術機構的等級標準更顯必要和有價值。它們在大學的總體中是少數，課程設置遵守學術自由原則，因而比較令人放心，學術標準也更有保障。正因為它們頑固的不妥協特點，因此才能經得起比較。這點可以從你在新英格蘭和東部各州人們常說的一句話中得到佐證：「他上的學校可不是常青藤的。」不過頂層階級大體上是在大學之外的，因為他們並不需要這枚等級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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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滑稽是不是？無可置疑，美國人出於令人厭倦的地位競爭目的，必須依賴高等教育體系。同樣滑稽的是，為了維護這一目的，必須有像貝內特教授之流的人跳出來保衛中上層階級的尊嚴和榮譽，使其免遭揭露和詆毀。如果這類事還帶有喜劇性，那麼其他一些事情一點也不滑稽。由於這些大學在分配社會榮譽上擁有不同凡響的力量，為了獲得社會地位而進行的曠日持久的廝殺，給人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傷害。為了社會地位而碰得頭破血流、希望破滅的人，在高校校園裏比比皆是，可能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多得多。不光是那些有進取心的學生，也包括那些本來計劃要進哥倫比亞大學，到頭來卻被俄亥俄衛斯理安大學錄取了的孩子們。
甚至教授們也是如此。我雖然從來沒聽說過有哪個教授，由於沒能在「最優選擇」的大學執教而被迫去了一個「高優選擇」或僅僅是「值得選擇」的學校，導致失去社會地位而自殺或殺人的。但我知道有許多大學教師被羞愧和對自己無能的負咎所摧垮，並且從那時起，懷着苦澀的心情把他們的一生傾注到對社會地位的忌恨上，而不是用在培養智慧和做學問上。無論對於學生還是老師，美國的大學和學院就是貴族沙龍、王室接見會、封建朝廷的現代翻版。任何不明白這一點的人，都應該更努力地研究研究這一現象。實際情況是，儘管根據憲法，這個國家沒有哪一個機構有權授予貴族頭銜，但大學似乎是個例外，或者它們幹的很像這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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